史鉴 更始帝

为名而有所推奉者,其志不坚;人为名而尊己者,其立不固;项梁之立怀王,新市、平林之立更始是已。

天下愤楚之亡而望刘氏之再兴,人之同情也,而非项梁与张卬、王凤、朱鲔之情也。

怀王、更始不思其反,受其推戴而尸乎其位,名岂足以终系天下而戢桀骜者私利之心乎?

怀王任宋义、抑项羽,而祸发于项氏;更始终恃诸将、而无与捍赤眉之锋。徇不坚之志,立不固之基,疑之信之,无往而非召祸之门。

呜呼!其危也,非一旦一夕之故也。而士之处斯世也难矣!彼以名而立君,而我弗事焉,则世且责我以名义;顺而与之,则今日之输忱,且为他日党贼之地。

荀彧所以退不保其身,进不全其节也。嬴氏之暴,楚之亡,莽之篡,汉之中绝,苟有心者,孰不愤焉?而斟酌于从违,在间不容发之顷,一往之志,义未审而仆其生平。无他,不揣其实而为名所动也。慎之哉!

力均则度义,义均则度德;力可恃也,义可恃也,至于德而非可以自恃矣。伯升果有天下之志,与更始力相上下而义相匹,则以德相胜,而天下恶能去已?

诸将之欲立更始,无亦姑听之而待其自獘。如其不弊,则天且授之,人且归之,而恶能与争?

如其獘,则姑顺诸将之欲,自全于祸福之外,遵养以待时。故高帝受巴、蜀、汉中之封,而待三秦之怨、三齐之反以屈项羽,而羽终屈。

伯升不知出此,婞婞然与张卬、朱鲔争,夫天下之大宝,岂有可自争而自得者乎?其见害于诸将也,不揆而犯难也。李轶且扼腕而思害焉,况他人乎?

王莽既诛,更始定都雒阳,赤眉帅樊崇将渠帅二十余人入见,安危存亡之大机也,于此失之,而更始之亡决矣。定天下之纷乱者,规模有可素定而未可全定也。

莽之未诛,汉之力全注于莽;莽平,群盗方兴而未戢,固其所不豫谋者。一旦而莽诛矣,释其重忧而相庆以大定,猝然授以赤眉而不容其踌蹰以审处,豫谋所不及矣。莽未诛,赤眉者,莽之赤眉也;莽已诛,赤眉者,汉之赤眉也。以新造之邦,代莽而受赤眉之巨难,周章失措而不知所裁;及其算失事败,而后知前此之疏。

当其时,气乍盈而易弛,机至速而难留,善已乱者,俄顷定之而永靖,将谓其有不测之智勇,而不知非然也。神不偏注于所重,而固有余力以待变也。

故撄大敌,举大事,谋大功,敛精专气以求成者之非难;而大敌已灭,大事已决,大功已就,正天人交相责,而艰难萃于一人之身,此则中材以下者所不及谋,而大有为者立不拔之基,以应万变之迁流,权不可设而道则不穷也。

更始君臣,恶足以及此哉!其遣使谕降赤眉也,亦忧其不降耳;不知不降之不足忧,而降之之忧更大。然则无前定之道,无抑姑置赤眉而急自治;未能如圣哲之坐制于俄顷也,则无如缓之以俟其定。

将天自有不测之吉凶,人自有猝然之离合,可降也而后降之,可讨也而后讨之,夫亦可谓因天乘时而顺俟天命矣。其始也,无余力以待之;其继也,又弗能姑置焉;更始之亡,所以决于樊崇之入见也。

光武之拒更始,与昭烈之逐刘璋,一也;论者苛求昭烈,而舍光武,失其平矣。刘焉之于昭烈,分不相临,光武则固受更始大司马之命矣。

更始起于汉室已亡之后,人戴之以嗣汉之宗社;刘焉当献帝之世,坐视宗邦之陵夷,方且据土而自尊。则焉父子有可逐之罪,而更始无之。如曰更始不能安位而存汉,则璋之弱,又岂足以保三巴而不授之曹操乎?然则以忠信坚贞之义相责,而昭烈有辞,光武无辞矣。

乃光武之不与篡逆同罚也,则固有说。更始之立,非光武兄弟之志也;张卬、朱鲔动摇人心而不能遏,则奉更始而君之,受其鈇钺之赐,皆出于弗获已,而姑以自全。君臣之义,生于人心者也。天下方乱,君臣未定,无适主之分义,同兴讨贼之师,势均德齐而志不属。

故更始不任为光武之君,拒之而心固不疚。义非外也,信诸心者,无大疚焉斯可矣。唯然,则光武可逸不忠之罚,昭烈可释不信之咎,皆非可执一切之信义以相纠者也,而于昭烈乎何诛?

更始不足以有为,史极言之,抑有溢恶之辞。欲矜光武之盛而揜其自立之非,故不穷更始之恶,则疑光武之有惭德也。乃若更始之亡也,则舍雒阳而西都长安也。

当是时,赤眉在濮阳,城头子路、力子都在河、济间,力子都,后汉书任光传作刁子都。通鉴注云:姓谱:力,黄帝佐力牧,汉有力子都。今从之。

铜马、大彤等贼在燕、赵,李宪在淮南,天下所岌岌未定者东方也。而遽避劳趋逸,欲拥关以自固,则天下深见其不可恃,而竞扼其虚。顾欲长保故宫之富贵以自封殖,是犹狐兔倚窟以安,而韩卢腾踯于外,甫一出而必不免于获也。

王莽诛,关中无事,隗嚣委宗族而从己;于斯时也,得一重臣如寇恂者,镇抚长安而安集之,为雒阳之根本,而都雒以弹压山东,光武即解体于河北,其能遽收河内、下河东而无所顾畏邪?赤眉已降之余,不能驰骋任志如践无人之境,必矣。

盖更始所任为大臣者,类皆群盗之长,贪长安之富盛,而藉口于复高帝之旧业以为廓清;其铮铮小异如朱鲔、刘嘉、鲍永之流,亦不胜盈廷訿之论;则塞颠当之户,耽燕雀之嬉,固其宜也。

光武得士于崛起之中而任之,既无盗贼之习气;及天下甫定,复不以任三公,而别用深识之士;虚建西都,而定宅雒阳,以靖东方之寇;皆惩更始之失而反其道。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资。一更始之失,光武之资也。”

匈奴之祸,至元、成之世而大息矣。东汉之初,因卢芳而大为中国害,非徒王莽之激之,抑更始挑之也。更始尸位于关中,赤眉横行于曹、濮,萧王异志于河北,公孙述割据于巴、蜀,斯时也,岂有德有威足以及匈奴;而轻以一介之使,循故事以求匈奴之顺己,召其侮而授之以嫚词,自取之矣。故严尤之谏,为王莽言也。

伐之不可,和之不能,夷狄焉知仁义,势而已矣。更始之势,曾莽之不若,而欲匈奴修呼韩邪之已事,不度德,不量力,贻数十年边关之祸。陈遵者,洵妄人也。易世而后,微窦宪、耿秉之矫矫,汉其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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