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一种特殊的习惯，他们对他们所做的一切总是要想出一些道理。
——海因里希·海涅
如果不是与海涅长期交往，单是从报纸和杂志上了解这位名震欧洲的德意志自由派诗人，亚瑟多半也会像哥廷根城里的市民与学生那样，喜欢海涅的家伙对他喜欢到发狂，而讨厌海涅的则言之凿凿的认定这家伙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叛徒。
只有剥离了海涅的文学形象，切实的与这家伙相处，才知道海因里希·海涅是个多么有意思的家伙。向往法国大革命式的自由，然而思想上却又被根深蒂固的德意志观念绊住，无数次幻想过英勇无畏的慷慨冲锋，但还是舍弃不了巴黎瓦埃勒饭店的上流餐点。
不缺钱的时候，便激进的表达自身观点。
缺钱的时候，就适当的收敛一点。
各种扭捏的身份造就了他扭捏的性格。
犹太人，父亲来自于汉诺威，生长于狂野的莱茵兰地区，小时候做过法兰西第一帝国附属国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的臣民，后来又成了普鲁士王国管辖下的民众。柏林大学、波恩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教育经历给他带来了不同的思潮。
所以，故事的最后，他成了一位现实的德意志小市民版本的自由主义者。
话说回来，亚瑟还记得海涅交给《英国佬》的《论浪漫派》之所以比截稿日期晚上了一点，就是因为他当时正在忙着辑录为德意志读者介绍法国情况的文章《法兰西现状》。
如果进展顺利的话，海涅原本还打算在今年9月份开始在《奥格斯堡通讯报》上连载这篇文章。
但天不遂人愿，法兰克福卫戍事件的发生使得德意志本就不富裕的出版空间被挤压得愈发紧凑，海涅这本明显不太可能赚钱的《法兰西现状》也顺理成章的被拒稿了。
亚瑟心里刚夸了海涅几句，但也不知道这家伙是不是安装了心灵感应装置，又或者是天生的嘴欠体质又发挥了作用。
他很快又开始锐评起了他的家乡杜塞尔多夫：“亚瑟，你当初来找我学德语绝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我父亲教给我的除了猎犬约利的故事以外，就是那一口纯正的汉诺威方言了。要知道，汉诺威这座城市及城南邻近地区，说的德语是全德意志最纯正的。
这对我来说可是一大优点，早在童年时代我的耳朵就通过我父亲的言传身教习惯于标准的德语发音。但是在我们居住的杜塞尔多夫，城市居民说的却都是下莱茵地区那种讨厌的乱七八糟的语言。
这些方言在杜塞尔多夫城里还多少可以忍受，而在邻近的科隆那真是听了就叫人恶心。如果用意大利语举例，在德语典型的蹩脚发音里，科隆就是托斯卡纳口音，就连科隆的木偶戏听起来都像是在用另一种语言对话。
我该怎么和你形容呢？那听上去就像两枚臭鸡蛋碰撞发出的声响，噼里啪啦的，而且还可以闻见里面散发出的味道。你可以觉察到杜塞尔多夫人的语言在向荷兰沼泽地里的青蛙叫过渡。
当然，我丝毫不想否定荷兰语特有的优美，我只是承认，我的耳朵不适合欣赏它们。至于杜塞尔多夫的德语，也许这种语言真像是荷兰的一些爱国主义语言学家所声称的那样，只不过是蜕变了的荷兰语罢了。”
亚瑟听到这话忍不住挑着眉毛回道：“海因里希，我劝你说这话的时候最好小声点。哥廷根的校园当中也不是没有荷兰学生。”
“这一点不用你提醒我。”海涅开口道：“我刚才路过池塘边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一堆荷兰佬正趴在荷叶上开会呢。”
亚瑟当然知道他在阴阳怪气荷兰人，不过对此他也没什么办法，因为英国人对荷兰人也没什么好印象。
毕竟在伦敦，就连一个普通的AA制都要被称作‘荷兰方法’。
至于荷兰语，那显然更糟，‘双重荷兰语’在英语当中是被用来形容胡言乱语的。
海涅说着还站到窗边观察道：“不过就像你说的那样，哥廷根大学身上也不是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这里的国际学生有很多，有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
亚瑟着重提醒道：“甚至还有有美国的。”
“是！甚至还有美国的。”海涅捧腹大笑道：“我之前还以为你这个英国绅士刚一上任就会把他们赶出校园呢。”
“喔！我亲爱的海因里希，我可不会剥夺他人受教育的权利。哪怕他是个化外之民。”
海涅笑眯眯的望着亚瑟：“你先前才告诉我你不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结果现在就开始歧视美国人了？”
“海因里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可没有歧视美国人。”
亚瑟倒了杯热腾腾的红茶捧在手里：“请你相信，正宗的英国绅士歧视别人的时候是不会让你看出来的。倘若你看出来了，那么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这位英国绅士是假冒的，要么是你会错意了。”
“那你属于哪一种呢？”
亚瑟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他将桌面上的文件向前一推：“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你应该看看这个，这封信估计可以很好的解释你有关荷兰语和杜塞尔多夫方言的猜想。”
致亚瑟·黑斯廷斯爵士：
当我的笔尖在信纸上写下‘Sir’这个单词的时候，亚瑟，我的心中无比沉痛。
该如何形容我的这种感觉呢？
我觉得这个单词带给我的杀伤力完全不亚于伦敦塔下那颗子弹带给你的。
该死！亚瑟·黑斯廷斯，24岁，是下级勋位爵士！
亚瑟，在之前接到亚历山大来信时，我一度认为你走在了我的前头。但是在数周之后，新信笺的到来让我意识到，你确实走在了我的前头。但是，二者的行走方式明显不同！
喔！不！
上帝！佛陀！真主！你们怎么能如此薄待我！
喔！不！
神父！牧师！和尚！巫女！阿訇以及伊玛目！
你们是否尽了你们身为神的使者的责任，将我的祈愿回报给你们所信的神佛！
喔！不！
亚瑟！你……你怎么能抢夺了本该属于我的尊荣！
我埃尔德·卡特才应该是伦敦大学校史上第一位获得授勋的骑士！
我……
咳咳！抱歉，亚瑟，埃尔德这小子刚刚趁着我上厕所的工夫把我的笔拿走了在信纸上胡写乱画的。船上所剩的信纸不多了，我们还没来得及靠岸在附近城市进行补充，所以我就不换纸了，有劳你们在刊载新一期《贝格尔号航行日记》的时候，把埃尔德无病呻吟的片段自行删除，实在是不好意思。
言归正传，在1832年12月17日，我们绕过了圣地亚哥角，进入了著名的拉美尔海峡。
透过薄薄的云层，崎岖荒凉的斯塔滕岛轮廓隐约可见。
下午，我们在大成湾靠岸停泊，刚刚驶入港湾我们就受到了岛上土著居民颇具火地岛特色的欢迎。几个火地岛人趴在岸边一块伸入海中的岩石上，身体被稠密的森林半遮半掩。我们经过时，他们跳将起来，挥舞着破烂的披风，发出一声响亮的呐喊。然后顺着岸边跟着船跑。
天快黑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的篝火，又听到了他们狂叫。港湾里是一半是宁静的海水，一半是环绕的群山。圆溜溜的低矮板岩山头上，是密不透风的幽暗森林，一直延伸到水边。
一望便知，这完全不同于我曾见过的任何地方。夜间强风骤起，来自深山的狂风从我们头上掠过，此时，如果船在外海可就难受了。因此，我们跟先前抵达这里的人一样，忍不住大喊一声‘大功告成’，这就是为何这片港湾会叫做大成湾。
早上的时候，菲茨罗伊上校派了几个人去与火地岛人沟通。当我们划近岸边，听得见喊叫时，岸上的四名当地土著之一走过来迎接我们，并大声嚷嚷，指挥我们小船该在哪里靠岸。
我们上岸后，那几个土著人看上去有点紧张。他们不停地说话，飞快地打手势。毫无疑问，这是我平生所见的最奇特有趣的景象。我没有想到未开化的野蛮人与文明人之间的区别竟然会有这么大。
可能是因为人更有能力改善自己，所以也使得原始人与文明人之间的区别大于野生动物与家养动物之间的差别。
领头的土著老人似乎是一家之主，另外三个是强壮的年轻小伙子，他们看起来大概有六英尺高，至于部落里的女人和孩子则躲起来了。
这些火地岛人完全不同于南美洲更西部那些矮小可怜的家伙，他们似乎更接近麦哲伦海峡附近的巴塔哥尼亚人。
他们的装束也很有特色，驼皮制的披风，驼毛在外，往肩膀上一搭，铜红色的身体暴露的部分与遮掩的部分一样多。
头上则缠了一条白羽毛做的发带，把又黑又粗、乱成一团的头发多多少少束在一起。
脸上画了两条大横杠，鲜红色的那条在两耳之间，上面一条粉白的与之平行，连眼睑都涂上了。
这几个家伙站在一起，该怎么形容呢……
亚瑟，你还记得《自由射手》吗？你、我和埃尔德，咱们仨曾经一起去看过。
这几个家伙站在一起，看起来就酷似《自由射手》里的魔鬼。
与这些土著人打交道很不轻松，虽然他们的态度很谦卑，但是神情里却流露出怀疑和惊讶不安。因为语言不通，我们没办法交流。
所以，每当这种时候，我们就得请出我们的多语种大师埃尔德·卡特。不知道为何，埃尔德就是有这种天赋，到了哪里都可以很快与当地人打成一片。
他既能与高乔人喝酒骑马互相宴请，也能和当地士兵插科打诨称兄道弟，甚至连这里的当地有名望的绅士和淑女也都对他高看一眼，认为这位英国来的小伙子真诚、博学且有爱心。
果不其然，菲茨罗伊上校解决不了的问题，埃尔德一到场便立刻搞定了。
埃尔德从船上拿了一些红布赠送给他们，土著拿过红布马上就缠在脖子上，然后他们就变成朋友了。火地岛人表达友好的方式是，拍拍对方的胸脯，并发出一种咯咯的叫声，就像人喂鸡时那样。
老人先是拍了拍埃尔德，随后又走到我面前，他把这个表示友好的动作重复了数遍后，又在我的前胸后背**使劲拍三下结束仪式。然后，他又露出自己的胸脯，让我回敬。我如法炮制后，他显得特别高兴。
根据我们的观念，他们的语言说不上字正腔圆。库克船长第一次抵达这里时，将这种语言比作一个人清嗓子，但肯定没有欧洲人清嗓子时发出那么多沙哑、粗重和咯吱咯吱的声音。如果一定要形容这种语言与什么欧洲语言更类似，那我只能说这是一种更浑浊化的荷兰语，这是字面意义上的双重荷兰语。
这群土著人特别会模仿，无论我们咳嗽、打哈欠，或者做任何怪动作，他们马上就模仿去了。埃尔德见状，故意挤眉弄眼做怪相，他以为别人学不来，但其中一个火地岛年轻人扮的鬼脸简直活灵活现，看起来和埃尔德一模一样。
而且，虽然我们学不会他们的语言，但是他们却可以准确地重复我们每句话里的每个词，甚至等到几天之后问他们时，他们依然还记得。咱们欧洲人都知道分辨一门外语的语音多么困难。比方说，咱们中间谁能听懂美洲印第安人三个词以上的句子？
但对于这些土著人来说，学外语似乎一点力气都不费。我之前就听人说过，南非的土著居民卡非人也有这样的习惯，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同样以此出名，他们能够模仿重复任何人走路的姿势，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模仿的是谁。
当天晚上，我们在部落当中燃起篝火，船员们唱起了歌，埃尔德想要出风头，于是便秀起了他为了伦敦社交宴会练习了好几年的华尔兹舞步。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当地的一个年轻人在看到埃尔德的舞步后，也学着跳了一小段。
虽然他跳的很生疏，但是我向你们保证，给埃尔德一个星期的时间去学新舞蹈也跳不了他这么好。
喔，对了，差点忘了提。我们船上其实也有三个火地岛土著，但他们三个不是这座岛的。说起这几个土著与科学考察的渊源，还得追溯到我们的船长菲茨罗伊上校的上一次科考任务。
菲茨罗伊上校在1826年时，就曾经跟随探险号与贝格尔号一同造访过火地岛。当时火地岛人偷了科考队一艘船，还与船员发生了冲突。为此，菲茨罗伊上校抓些土著作为人质来抵押被偷走的船。
后来，他把其中几个土著和一个他用珍珠扣子买下的孩子一起带回了英国，还自费教育他们，给予他们宗教启蒙。据上校说，送这几个火地岛人回家也是他申请执行这次航海科考任务的主要愿望之一。
当初，菲茨罗伊一共带了4个火地岛人回到英国，但是其中有一人不幸死于天花。现在船上的三个家伙分别是：约克·大教堂、杰米·纽扣和火地娃·小篮子。
约克·大教堂是个成熟的男人，个子不高但体格敦实，力气很大。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闷闷不乐，激动起来又变得狂躁。不过，他跟船上的几个朋友关系特别亲密，智力不差，最起码比埃尔德高，埃尔德和他打牌就没赢过。
杰米·纽扣最受大家喜爱，他的表情充满善意，成天都笑呵呵的，而且对别人的痛苦非常富有同情心。浪比较大时，我总会有点晕船，他常过来关心一下，并哀怨地安慰我说：“可怜啊！可怜的人啊！”
但他是在水里长大的，因此看到别人晕船实在太可笑了，所以他又不得不转过身去哈哈大笑，笑完了又扭过头来继续说：“可怜啊！可怜的人啊！”
除此之外，杰米还很爱国，他喜欢夸耀自己的部落和国家，他喜欢自豪的拍着胸脯说他们那里有好多的树。他贬低所有其他部落，就像是埃尔德贬低法国。他还有一点与埃尔德很相像，那就是虽然杰米矮小肥胖，但却总对自己的外表欣赏有加。他常常戴着白手套，把头发剪得整整齐齐的，精心擦亮的鞋子弄脏了就会伤心很久。
前段时间，船上来了个内格罗河的印第安小男孩，长得笑眯眯的很可爱，大家都很喜欢这小子。这个小男孩很快就发现了杰米的虚荣并嘲笑他。杰米很嫉妒这个小男孩受到的关注，更不喜欢被嘲笑，但是又放不下绅士的派头，所以只能颇为轻蔑地一扭头，居高临下地说：“真是太胡闹了。”
这个场景经常能把整船的人逗得哈哈大笑，埃尔德尤其喜欢去逗弄他们两个，直到把两个小鬼惹毛了这才赶忙拿出先前在港口买到的补给品求饶。看在糖果和新鲜牛肉罐头的份上，杰米和印第安小男孩总会原谅那家伙。
至于最后的火地娃，那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儿。性格温和内向，虽然常常闷闷不乐，但是她学东西非常快，尤其是语言。我们之前在里约热内卢和蒙得维的亚靠岸时间非常短，但是她在这段时间里就已经学会了不少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单词了。至于她的英语，那更是没的说，如果不看长相、不考虑语序和语法问题，仅仅听口音的话，你一定会认为这就是个在伦敦土生土长的孩子。
不过，虽然他们都会讲英语，也能听懂大部分我们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向他们打听一点他们同胞的生活习惯依然是极为费劲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理解最简单的选择性问题，经常和孩子打交道的人都知道，你如果问孩子一件东西是黑的还是白的，他们都回答不了。因为黑和白的概念在他们的脑海内并存。而这些火地岛人同样如此。
登陆后，观察土著人看见杰米·纽扣后的反应非常有趣。他们马上看出他跟我们其他人不一样，相互之间就这个问题嘀咕了很久。老人还跟杰米长篇大论说了一通，似乎是邀请他跟他们同住。但火地岛各部落的语言貌似不通，所以杰米不太懂他们的语言，而且很以自己的同胞为耻。
约克·大教堂上岸后，他们也同样认了出来，并贴心的告诉他应该刮胡子了，虽然他脸上也就二十来根细毛。他们仔细检查他的肤色，并与我们的进行比较。
埃尔德有一只胳膊是露在外面的，他们惊讶万分并激赏其白净。虽然我无意冒犯埃尔德，但是我还是要说，当时土著们的反应就和我们在动物园里第一次看见猴子的反应差不多。
我们的队伍里有两三个军官比较矮小，人又长得清秀些，虽然他们也留着大胡子，但显然被火地人当成了女士。最高的那个火地岛人显然很得意他的身高引起了注意。当他与最高的水手背靠背比较时，他想方设法要站到地势稍高处，并掂起脚尖。
他还张开嘴露出牙齿，并把脸侧过来让大家看。所有这些动作都做得很爽快，就如同社交宴会上那些想尽办法要引起女士们注意的家伙。我敢说，这家伙肯定认为自己是火地岛最英俊的人，由此可见，埃尔德这样性格的人哪怕是放在朴素的火地岛土著里也是不罕有的。
到底是什么使得我们与火地岛人有了这么大的差距？从行为举止、性格脾气而言，我真的不认为埃尔德与这位火地岛上‘最英俊’的绅士有多大的区别？我知道，可能有许多人会说，这是由于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因此拥有天然的、更高级别的智慧。但我必须要警告，类似的借口还被西班牙人和美国人用于屠杀原住民。
在我看来，形**与人之间最大差异的原因，并非是什么上帝的选民，而在于有没有接受过恰当的教育。这一点从船上三个火地岛原住民与当地原住民的显著差异就能看出，仅仅是接受了数年恰当教育的原住民，便可以与我们进行交流。如果他们从刚刚降生开始，便受到了英国式的教育，那我毫不怀疑他们也会成为正宗的英国绅士与淑女。
查尔斯·达尔文
1833年1月28日，作于火地岛
“喔！惊人的见解。”海涅打趣道：“如果按照达尔文先生的观点，人与原始人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否接受了教育。”
亚瑟微微摇头道：“其实还不止这些，查尔斯先前就曾经在信中向我透露过一个更惊人的观点。只不过碍于那个观点过于惊人，所以我们没有将其发表在《英国佬》上。”
海涅感兴趣的将身子凑了过来：“什么观点？”
亚瑟颇为为难的摸着下巴，毕竟他也拿不准海涅这个大嘴巴会不会捅出篓子：“虽然暂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查尔斯猜测人与猴子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亲缘关系，或者我们换句话说，人类属于接受了过多教育的猴子。”
海涅闻言先是一愣，旋即拍着大腿哈哈大笑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倘若哪天猴子会说话了，它们大概会说：人只是蜕变了的猴子，人类是变坏了的猴类，就像德语按照荷兰人的意见是一种变坏了的荷兰语一样。不过如果人真是猴子变的，那猴子还真是聪明，甚至比我们更聪明，因为他们放弃了说话，为了不至于被当做人，被逼着去干活。”
亚瑟没想到海涅居然这么快就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不过回头想想也是，这家伙的宗教信仰并不坚定，所以他充其量只是将这个观点当成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但是亚瑟却深知这个话题会在整个博物学圈子里搞出多大的动静，甚至这个话题的影响力不仅仅会局限于自然哲学界，而且还会惊动约克大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乃至于远在梵蒂冈的教皇冕下。
因为前些年伦敦地质学会的查尔斯·莱尔因为在《地质学原理》里推测地球的年龄可能高达上百万年，便引来了教会的大肆攻击。
因为在莱尔先生大胆的提出地质均变论之前，学界普遍都是以詹姆斯·阿舍尔和约翰·莱特福特根据《圣经》推算出地球年龄为6000岁的观点为准的。
莱尔的地质均变论在教会看来，虽然明面上搞得是地质学研究，但实际上却是在挖神学的地基，否定上帝的创世纪。
而达尔文的观点则明显要罪加一等，因为他连神创论都否定了。
亚瑟正头疼着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忽然只听见咚咚咚，响起了敲门声。
“阁下，皇家学会的法拉第先生等人已经到了。您看，是不是过去招待一下？”